中华文化十五讲(长江人文馆)

本书汇集了文化史家冯天瑜先生的学术成果精 粹。书中全面概述了中华文化史的奠基、人文传统 的特质、中华文化发展的基础与脉络等宏观问题， 立意深远，论证详明。该书以宏大的构思、丰富的 内容，描绘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又多姿多彩的生 动图卷，全景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生成机制和现代转 型的发展进路。

冯天瑜（1942—2023），历史文化学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从事中国文化史、区域史和概念史研究，著有《中国文化生成史》《中华元典精神》《“封建”考论》《中华文化生态论纲》等书。

中国文化史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创造文化的历史，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互关系，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果将中国文化史比喻为波澜壮阔、起伏跌宕的多幕戏剧，“中国”便是演出舞台，“中华民族”是演出主体，“文化”是演出内容。我们研习中国文化史，应当了解舞台、主体和内容，厘清相关的基本概念，这是登堂入室的前提之一。 “中国”、“民族”、“文化”、“文明”都是汉语古典词，然其在近现代都发生了深刻的内涵演变，这种演变正是古与今、中与西文化交会的产物。诚如陈寅恪1936年在《致沈兼士》中所云：“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诠释“中国”等语，确需追迹历史的古今推衍。 一、释“中国” 作为中国文化演出舞台的“中国”，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语，然而，其内涵却经历了曲折的流变：从古代的天下中心之义，演变为近代的与世界列邦并存的民族国家之名。 中国之“中”，甲骨文、金文像“有旒之旆”（有飘饰的旗帜），士众围绕“中”（旗帜）以听命，故“中”又引义为空间上的中央，谓左右之间，或四方之内核；又申发为文化或政治上的枢机、轴心地带，所谓“当轴处中”。 中国之“国”，繁体作“國”，殷墟甲骨文字，周初金文出现“或”字，指城邑。《说文》：“邑，國也，从囗”，原指城邑。古代的城，首先是军事堡垒，囗（音围）示城垣，其内的“戈”表示武装，引申为天子之都、诸侯辖区、城中、郊内等义。 综论之，“中”指居中集众之旗，引申为中心、中央；“国”指执戈捍卫之城，引申为军事、政治中心地。“中国”以整词出现，较早见于周初，如青铜器《何尊》铭辞《何尊》记周武王克商，廷告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参见于省吾《释中国》，载《中华学术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最早的传世文献《尚书·周书》《尚书·周书·梓材》追述周成王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均有用例，《诗经》《左传》《孟子》等先秦典籍也多用此词。 “中国”初义是“中央之城”，即周天子所居京师（首都），与“四方”对称，如《诗经·大雅·民劳》云：“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释曰：“中国，京师也。”《孟子·万章》云：“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这里的“中国”均指居天下之中的都城，即京师，诚如刘熙为《孟子》作注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由京师义的“中国”有多种引申，一如诸夏列邦，即黄河中下游这一文明早慧、国家早成的中原地带，居“四夷”之中《诗经·小雅·六月》序：“四夷交侵，中国微矣。”；二如国境之内《诗经·大雅》：“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穀梁传·昭公三十年》注：“‘中国’，犹国中也。”;三如中等之国《管子》按大小排列，将国家分为王国、敌国、中国、小国。；四如中央之国《列子》按方位排列，将国家分为南国、北国、中国。，等等。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与“四夷”对称的诸夏列邦义的“中国”，如三国时诸葛亮对孙权说：“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唐时韩愈上《佛骨表》云：“夫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传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这些“中国”，皆指居“四夷”万邦环绕的核心地带。其近义词则有中土、中原、中州、中夏、中华等。古人心目中的世界，形态为“天圆地方”，所谓“中国”，是以王城（或称王畿）为核心，以五服（甸、侯、宾、要、荒）或九服（侯、男、甸、采、卫、蛮、夷、镇、藩）为外缘的方形领域“五服”见《国语·周语》，“九服”见《周礼·夏官·职方氏》。，其中心明确而边缘模糊，在春秋时期，约含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秦、楚、吴、越等尚不在其内，但这些边裔诸侯强大起来，便要“问鼎中原”，试图主宰“中国”事务。至战国晚期，七国都纳入“中国”范围，《荀子》《战国策》诸书所论“中国”，已包含秦、楚、吴、越等地。秦一统天下后，“中国”范围更展延至长城以南、临洮（今甘肃）以东的广大区间，《汉书·西域传》说：“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汉唐以降，“中国”的涵盖范围还更有拓展。 自晚周以降，“中国”一词还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涵义派生出文化中心涵义。战国赵公子成的论述颇有代表性： 中国者，盖聪明绚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术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史记·赵世家》。 与公子成论战的赵武灵王则指出，夷狄也拥有可资学习的文化长处，如“胡服骑射”便利于作战，中原人应当借取。这又给“中国”的文化义赋予了某种开放色彩。 古人还意识到文化中心是可以转移的，故“中国”与“夷狄”往往发生互换，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愈：《原道》。明清之际哲人王夫之（1619—1692）在《读通鉴论》《思问录》等著作中，对“中国”与“夷狄”之间文野地位的更替，作过深刻论述，用唐以来先进的中原渐趋衰落、蛮荒的南方迎头赶上的事实，证明华夷可以变易，“中国”地位的取得与保有，并非天造地设，而是依文化先进区不断流变而有所迁衍。 秦汉帝国建立后，“中国”领域放大，包括东南至于海、西北达于流沙的朝廷管辖的广阔区间。历代中国王朝版图多有伸缩，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大体奠定了中国疆域范围：北起萨彦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及库页岛，约1260万平方公里。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列强攫取中国大片领土，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使领土避免更大损失。今日中国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 我国古代多以朝代作国名（如汉代称“汉”、“大汉”，唐代称“唐国”、“大唐”，清代称“清国”、“大清”），外人也往往以我国历史上强盛的王朝（如秦、汉、唐）或当时的王朝相称，如日本长期称中国人为“秦人”，称中国为“汉土”、“唐土”。有些朝代又自称“中国”，如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派往日本的使臣所持国书，称自国为“中国”，将日本、高丽、安南、缅甸等邻邦列名“外夷”参见《元史·外夷传一》。。明清沿袭此种“内中外夷”的华夷世界观，并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中国”一词，但仍未以之作为正式国名。

第一讲 关于“文化”与“文化史”的思考 第二讲 中国文化史的基本概念 第三讲 中国文化史分期 第四讲 中国文化的生态与特质 第五讲 中国人文传统 第六讲 中华元典的“人文性” 第七讲 中华传统文化植根的经济土壤 第八讲 中华文化多样性及文化中心转移的地理基础 第九讲 中国古代经略海洋的成就与局限 第十讲 秦至清是“非封建”社会 第十一讲 乱世裂变——魏晋南北朝文化 第十二讲 袭常与新变的明清文化 第十三讲 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文化到近代新学 第十四讲 中华元典精神与近代化 第十五讲 中国文化现代转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