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的细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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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大事，必作于细（序一） 正义隐藏在细节中（序二） 壹 遏公权之放纵 法治的要义在于管住“一把手” 反特权是当务之急 禁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 说情亦是犯罪 保持法院的中立地位 法院受审：该还是不该 “公捕大会”的做法应当废止 怎么又见“公判大会” 再谈“公判大会”当禁 如何给警察权“减负” “暗中执法”不能再玩捉迷藏 “身份不明”不能成为长期羁押的理由 鼓励一切适当的民意监督——就云南看守所“躲猫猫”事件答《新京报》记者赵继成 刑法应慎重介入公民言论 打击网谣与公权慎用——答《潇湘晨报》记者周喜丰 贰 筑制度之樊篱 制度遏制刑讯逼供 防止刑讯逼供光把看守所划归司法部还不够 看守所和拘留所：法治不应遗忘的地方 法院副卷制度不宜继续保留 收容教养制度需要改革 公诉环节如何防止冤假错案 错案该如何平反一一答《新京报》记者高明勇 刚回归社会就被骗，该怎样帮帮陈满们——答《新京报》记者陈媛媛 从“黑哨”案判决看法院变更罪名的是与非 定罪判刑如何避免“一统就死、一放就乱” 量刑改革：让自由裁量更阳光 “线人”需要法律规范 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 反思刑法中的立功制度 警察要不要作证 监狱防腐要找准四个原因 叁 察现实之病弊 中国人为何信访而不信法 潜规则盛行与社会的“法格分裂” 对“律师伪证罪”的深层次思考 我会对许霆案作无罪判决——答《经济观察报》记者刘波 “公益上书”之改进 尸体为何三年未能火化 余振东案与“刑法面前人人平等” 证据三题 刑法该如何面对民事伪证行为——答《检察日报》记者张建升 技术侦查获得的材料应提交法庭质证 如何强化证人出庭作证 从现场观摩看证人出庭工作的不足 《刑法修正案（九）》的感悟与思考 如何理解和推进“以审判为中心” 何为司法规律 肆 思未来之良法 人身伤亡的精神损害赔偿 我眼中的刑事政策变迁 以“宽”济“严”是宽严相济的时代内容 立法不要回避现实问题 “法庭之友”：司法吸纳民意的制度化 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都应纳入刑法 废止劳教的具体办法及其后续措施 后劳教时代的法治再出发 劳教废止助推“大刑法”格局的形成 类似劳教的制度也有待改革 取保候审公开听证好 刑法应平等保护公有和非公有经济 刑法解释不应一概溯及既往 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应改为“不正当好处” 法庭会见应从“破例”走向常态 陈久霖何以当庭才收监 “两个基本”不宜继续使用 司法常态化与刑法完善 取消“嫖宿幼女罪”及其善后措施 刑法应去性别化 伍 探正义之精髓 政府恶意与“选择性起诉” 得罪领导还是得罪法律 法治建设中的“自律”与“他律” 司法信息受阻的困境与出路 司法中的公民合作精神 追求无害甚至多赢的正义 恢复性司法不应只是“听起来很美” “赔钱减刑”的价值冲突与协调 公诉词要不要进行法制宣传 取消个案请示更符合诉讼规律 警惕关系盛行对法治的消极解构 陆 辟人道之曲径 回忆我对重启特赦的呼吁 死刑削减仍然在路上 死刑执行的人道化 废除“死刑立即执行”的提法 刑法大修：逐步减少死刑罪名仍是趋势——答《凤凰周刊》记者昊如加 2016，平反冤案值得肯定，死刑控制任重道远——答《凤凰周刊》记者任重远 法意与亲情 司法宽容需要这样伟大的母亲 复旦“求情信”呼吁“超越悲剧”——答《新京报》记者高明勇 温情执法与法治文明 认真对待被告人的道歉 当场击毙必须掂量五个问题 建立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和抚慰制度 柒 凝细节之力量 从细节和理念两方面来完善国家赔偿 美国司法细节观察——与一位美国法官的通信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美国最高法院 贪官也有隐私权 嫖娼被抓要不要通知配偶 法治进程中的语言建设 “相应的法律责任”是什么责任 治安通报与公众知情权 再谈精神病人的管理 所有被告人都应自由着装出庭 去“犯罪化标签” 禁穿囚服还不够 不再强制囚犯剃光头是监狱人性化的体现 未决犯会见亲属权探析 被告人有权与亲属说话吗？ 怪哉，律师买手铐 让被告人与律师坐在一起 律师穿律师袍出庭为何没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