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谏议研究

第一节 谏议的种类 对谏的论述从古至今皆有，不同人对谏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对谏的分类亦有不同。传世文献中，有关谏的分类的记载主要见于《说苑·正谏篇》《白虎通·谏诤篇》《春秋公羊传注疏·庄公二十四年》《孔子家语·辩政篇》《册府元龟·谏诤篇》。《说苑·正谏篇》载：“谏有五：一曰正谏，二曰降谏，三曰忠谏，四曰戆谏，五曰讽谏。”《白虎通·谏诤篇》言：“人怀五常，故知谏有五：其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窥谏，四曰指谏，五曰陷谏。”《春秋公羊传注疏·庄公二十四年》何休云：“谏有五：一曰讽谏。孔子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季氏自堕之是也。二曰顺谏，曹羁是也。三曰直谏，子家驹是也。四曰争谏，子反请归是也。五曰戆谏，百里子、蹇叔子是也。”《孔子家语·辩政篇》说道：“孔子曰：‘忠臣之谏君，有五义焉：一曰谲谏，二曰戆谏，三曰降谏，四曰直谏，五曰讽谏，唯度主而行之。吾从其讽谏乎。’”《册府元龟·谏诤篇》曰：“若夫事君有勿欺之义，廷诤有伏死之节，危言以期寤主，逆耳而思益国，是之谓直谏；酌王度而纠谬，攻时病而尽规，本献可替否之猷，遵救恶弼违之训，是之谓规谏；陈古义以喻今，寓文辞而导意，托事类以进说，因访问而申对，是之谓讽谏；排奸罔避乎恶讦，救危靡俟乎旋踵，蓄愤悱而有犯，本质亮而不回，是之谓强谏；含忠有素，赍志将没，忘躯而图国，忍死以绪言，是之谓遗谏。” 根据以上内容可知，传世文献对谏议的分类具体如下： 《说苑》将谏议分为正谏、降谏、忠谏、戆谏、讽谏。 《白虎通》将谏议分为讽谏、顺谏、窥谏、指谏、陷谏。 《公羊传注疏》将谏议分为讽谏、顺谏、直谏、争谏、戆谏。 《孔子家语》将谏议分为谲谏、戆谏、降谏、直谏、讽谏。 《册府元龟》将谏议分为直谏、规谏、讽谏、强谏、遗谏。 以上分类大同小异，都将谏议分为五类，本书参照上述分类，结合秦汉时期的相关史实，将谏议分为以下几种：谐隐讽谏、随事规谏、正色直谏、犯颜强谏、怀忠死谏。说明一点，本节主要讨论谏，对议涉及不多。 一、谐隐讽谏 谐隐讽谏是指进谏者针对君主过失，不直言，不激言，用隐晦或幽默的方式表达，君主依靠自己的理解方能领悟进谏者所言的背后真意。这种方式没有直陈君失，保存了君主的颜面，维护了君主的尊严，进谏者本人也能从容淡定地进言，降低了因惹怒君主给自己或家人带来祸端的危险。孔子曰：“忠臣之谏君……唯度主而行之，吾其从讽谏乎。”孔子最喜欢讽谏，认为其最得君臣之体。谐隐讽谏对进谏者的素质要求较高，不仅要求进谏者有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或卓越的文采，更要求他善于察言观色和把握进谏时机。 进谏者可以采取幽默的方式向君主进谏，让君主在笑谈中愉悦地接受谏言。优旃为秦倡侏儒，善于在君主面前笑谈，给君主以启迪。始皇时，“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优旃非常同情他们。于是，在陛楯者上殿为秦始皇上寿山呼万岁时，优旃面对始皇笑曰：“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拿自己个儿矮作为笑资，给始皇以启迪，最终“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想要扩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四至广阔。优旃没有阻止，反而笑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采取幽默的方式对君主进谏言，始皇“以故辍止”。 进谏者还可以采取写文章的形式向君主进谏。这种进谏方式亦不直说其事，而是通过文章的寓意暗“讽”君主，让其自己体会，进而达到进谏的目的。司马相如曾作《子虚赋》，武帝好之，召见了他。司马相如奏《游猎赋》，讽谏武帝崇节俭：“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义。故空借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宣帝好神仙，曾派谏大夫王褒持节赴益州求金马、碧鸡之神。王褒作《圣主得贤臣颂》讽谏宣帝，其云：“何必偃卬诎信若彭祖，呴嘘呼吸如侨、松。”扬雄奏《甘泉赋》讽谏成帝事鬼神以求后嗣之事，“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雄）还奏《甘泉赋》以风”。成帝时，外戚王凤兄弟权势很盛，刘向时任光禄大夫，他担忧外戚专权太久会危及刘氏社稷，“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以讽谏成帝，建议成帝重视宗室，夺外戚之权。杜笃反对光武帝定都洛阳，认为“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上《论都赋》以讽。和帝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为了纠正时弊，张衡模仿班固《两都赋》作《二京赋》，以讽谏君主崇节俭。傅毅对明帝“求贤不笃，士多隐处”不满，作《七激》以为讽。安帝时，“常侍江京、李闰等皆为列侯，共秉权任。帝又爱信阿母王圣，封为野王君”，陈忠内怀愤懑，不敢陈谏，作《搢绅先生论》以讽。司马相如以隐喻的方式进谏，不仅未惹怒汉武帝，反而使龙心大悦，而以其他方式所进谏言则大多未被采纳。当然，进谏能否取得预期效果，不仅与进谏者的水平和进谏内容有关，也与君主的个人好恶相关，更重要的是，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 二、随事规谏 随事规谏指进谏者不采取隐晦或幽默的表达方式，而是以比较温和的态度，就事论事，比较委婉地指出君主的过失。在汉帝国日常行政及君主生活中，有大量的此种进谏。随事规谏与谐隐讽谏不同，随事规谏为就事论事，规谏后，君主过失即显现，无须君主感悟或思考；而谐隐讽谏不是就事论事，而是采取隐晦或幽默的方式，君主过失全靠君主个人感悟或思考才能发现。随事规谏得君臣之体不如谐隐讽谏，但对进谏者的要求也不如谐隐讽谏高，而且随事规谏的进谏者范围比较广泛，所言君主过失亦更全面，可涉及国事和君主私事各个方面。 宣帝好秘方以求长寿，刘向献“淮南枕中洪宝、苑秘之方”，经过检验后为虚妄之方，受到宣帝处罚。京兆尹张敞上疏谏曰：“愿明主时忘车马之好，斥远方士之虚语，游心帝王之术，太平庶几可兴也。”后尚方待诏皆罢。成帝时王氏外戚专权，哀帝即位后对此不满，渐夺王氏外戚之权，谏大夫杨宣上书为王氏鸣冤：“孝成皇帝深惟宗庙之重，称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圣策深远，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岂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东宫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数更忧伤，敕令亲属引领以避丁、傅。行道之人为之陨涕，况于陛下，时登高远望，独不惭于延陵乎！”哀帝深感其言，复封王氏子弟。建武六年日食，曲阳令冯衍上书陈八事：“其一曰显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旧功，四曰招俊杰，五曰明好恶，六曰简法令，七曰差秩禄，八曰抚边境。书奏，上将召见之。” 光武帝宠幸阴贵妃，郭后多次在光武帝面前表露不满，触怒光武帝将其废黜。郅恽谏言光武帝善处被废的郭后：“臣闻夫妇之好，父不能得之于子，况臣能得之于君乎？是臣所不敢言。虽然，愿陛下念其可否之计，无令天下有议社稷而已。”窦太后临朝时窦氏兄弟辅政，乐恢为议郎，此时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乐恢认为不应出征，上书谏曰：“《春秋》之义，王者不理夷狄。得其地不可垦发，得其人无益于政，故明王之于夷狄，羁縻而已。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以汉之盛，不务修舜、禹、周公之术，而无故兴干戈，动兵革，以求无用之物，臣诚惑之。”桓鸾于桓帝时任议郎，桓帝宠幸宦官，任用群小，大兴宫苑，横征暴敛，桓鸾上书陈五事：“举贤才，审授用，黜佞幸，省苑囿，息役赋。书奏御，忤内竖，故不省。”随事规谏虽陈君失，但因方式比较婉转，亦存君臣之体，故无惹怒君主的风险。君主能否纳谏取决于君主素质及所言之事是否可行等。 三、正色直谏 正色直谏指进谏者在君主面前直陈其失，毫无为君主隐讳的意味。虽所用语言较为直接，但方式并不粗暴，亦无蛮横举止，力度与强度介于随事规谏与犯颜强谏之间。正色直谏与随事规谏不同，正色直谏直陈君失，态度凛然，不为君主隐讳；而随事规谏只是就事论事，态度温和，虽陈君失，尚在一定程度上为君主讳。二者在君主面前均无粗暴蛮横举止则同。正色直谏与犯颜强谏也不同，犯颜强谏者在君主面前多有粗暴、蛮横举止，语言上常与君主冲撞；而正色直谏主要是在语言上直陈君失，行动上尚还文雅。鉴于正色直谏已经在言语上冒犯君主，有损君臣之体，此类进谏相对较少。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一改西周的分封制，实行郡县制，秦朝宗室皆为布衣，无尺寸封地。淳于越在博士仆射周青臣等颂称始皇威德时进谏，直陈郡县制的弊端：“臣闻之，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支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无辅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等又面谀以重陛下过，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提出了异议，认为郡县制优于分封制，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昌邑王刘贺即位之后，超迁旧部群臣，且与霍光争权，霍光与张安世密谋废立。昌邑王欲出游时，夏侯胜拦在车驾前进谏，直接指出：“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但昌邑王没有听从夏侯胜的意见，而是“谓胜为妖言，缚以属吏”。成帝在位时，众舅连年辅政，致使哀帝即位时王氏权势很大。此时杜业上书直言王氏权重事：“王氏世权日久，朝无骨鲠之臣，宗室诸侯微弱，与系囚无异，自佐史以上至于大吏皆权臣之党。”建议哀帝削弱权臣，重用忠臣朱博。 光武帝一次外出打猎深夜方归，入关时，城门候郅恽拒不开门，致使光武帝只能从他门进入。第二天郅恽上书进谏光武帝，直言其奔赴远处日夜狩猎之失：“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万人惟忧。而陛下远猎山林，夜以继昼，其如社稷宗庙何？暴虎冯河，未至之戒，诚小臣所窃忧也。”安帝在群小唆使下，将没有过错的独子即皇太子废为济阴王，张晧直陈安帝此事之过：“昔贼臣江充，造构谗逆，至令戾园兴兵，终及祸难。后壶关三老一言，上乃觉悟，虽追前失，悔之何逮！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岁，未见保傅九德之义，宜简贤辅，就成圣质。”但安帝不听。 桓帝宠爱出身微贱的田贵人，欲立其为皇后。应奉时任司隶校尉，他认为田贵人为“贱民之女”，不应超登后位，便上书直陈其反对意见：“臣闻周纳狄女，襄王出居于郑；汉立飞燕，成帝胤嗣泯绝。母后之重，兴废所因，宜思《关雎》之所求，远五禁之所忌。”桓帝听从了他的意见。灵帝即位之初，陈蕃、窦武合谋诛杀宦官，事既不成，反被宦官所害，陈、窦及其宗亲、宾客、姻属均被诛杀。此后，宦官专权达到高峰，内官张让等十二人，“皆为中常侍，封侯贵宠，父子兄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黄巾既作，盗贼麋沸”。郎中张均心忧天下，直接向灵帝指出张角作乱的原因是宦官专权：“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悬头南郊，以谢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 四、犯颜强谏 犯颜强谏指进谏者不顾君主情面，也不注重表达方式，直接陈说君主的过失，语言上甚至责骂君主，行动上甚至多有粗暴举止。犯颜强谏是最不顾及君主尊严和颜面的进谏方式，进言者最易因言取祸。在汉代，进谏者采取此类进谏方式，其内心并非如宋代某些谏官那样讦君是为了取名，而是真心希望能够纠正君主的缺失，忠君爱君之情不能自控，才以粗暴的方式进谏。此种进谏方式最容易和君主产生正面冲突，招致不测，进谏者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魄力。 周昌性格刚烈直爽，敢在君主面前直陈其失。“昌尝燕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追上周昌并骑在他脖子上问：“我何如主也？”周昌直接回答：“陛下即桀纣之主也。”语有责骂意，但是高帝只是笑了笑，没往心里去。高帝欲废太子刘盈，改立戚夫人之子如意，周昌当庭激烈争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汉高祖有次生病，不想见人，便下诏命令群臣不能进入宫廷，群臣均不敢入。十多天后，樊哙采取暴力形式闯入宫廷，并且在高祖面前流泪，直接指出君主深居不出的过错：“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高帝听了他的话，“笑而起”。 汉元帝“酎祭宗庙，出便门，欲御楼船”，为了元帝的安全考虑，御史大夫薛广德请求元帝从桥上过去，元帝没有同意，薛广德直接说：“陛下不听臣，臣自刎，以血污车轮，陛下不得入庙矣！”元帝非常不悦，光禄大夫张猛解释后，元帝才听从薛广德的意见，但也指出薛广德“晓人不当如是”。光武帝曾欲出游，当时天下并未完全统一安定，正需要光武君臣宵衣旰食，所以申屠刚以“陇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为由谏阻，但光武帝不听，申屠刚采取暴力手段，“以头轫乘舆轮”，光武帝这才停止出游。建武八年，光武帝欲亲征隗嚣，郭宪谏曰“天下初定，车驾未可以动”，并且“当车拔佩刀以断车靷”，但光武帝依然没有听从郭宪的谏言。“其后颍川兵起，乃回驾而还。帝叹曰：‘恨不用子横（郭宪字）之言。’” 五、怀忠死谏 怀忠死谏指进言者心忧国事与君主，至死方休，临死前仍然向君主进谏得失或献策。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以这种方式所进的谏言，往往会让君主感动，从而更易被君主听取。特别要提到的一种死谏，叫作尸谏，进谏者对君主缺失或时事不满，杀身以谏，以区区腐体警醒君主。这种死谏，最为悲怆。 汉代，重要大臣病笃或临终之时，君主通常会亲自或派人前去探望。享有这种待遇的都是国之重臣，位高权重，他们的临终谏言多半事关军国大事或者重要的人事安排。为了表示对重臣和国家事务的重视，君主往往会采纳他们的这些谏言。 萧 何 病 重， 惠 帝 亲 自 前 去 探 望， 并 问 他：“ 君 即 百 岁后，谁可代君？”萧何对曰：“知臣莫如主。”惠帝问：“曹参何如？”萧何顿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丙吉对宣帝有私恩，宣帝能从巫蛊之祸中死里逃生并从布衣宗室成为天子，丙吉功不可没。但丙吉为人谦逊，对此绝口不言，宣帝因此更加尊信丙吉，任命其为丞相。丙吉临终时，宣帝亲自前往探视并请求其举荐人才。“吉病笃。上自临问吉，曰：‘君即有不讳，谁可以自代者？’”丙吉举荐了西河太守杜延年、廷尉于定国、太仆陈万年，宣帝对此三人皆委以重任。“‘西河太守杜延年明于法度，晓国家故事，前为九卿十余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国执宪详平，天下自以不冤。太仆陈万年事后母孝，惇厚备于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许焉。”上述几例都是位高权重的丞相即将去世，君主轻临探望而求遗言，逝者之言，君主均予以采纳。 但是，并非所有大臣临终前都有机会受到皇帝探视并亲口向皇帝交代遗言。大臣的临终之言，如是书面形式，一般由亲近之人递交君主；如是口头形式，则由亲近的人转述给君主。君主听闻某大臣病重或将逝，有时亦会主动派使臣前去探望，收集遗言或遗书。 钟离意临死前，遗书谏言君主在太平盛世时，对于教化不能操之过急，而要循序渐进。“意视事五年，以爱利为化，人多殷富。以久病卒官。遗言上书陈升平之世，难以急化，宜少宽假。帝感伤其意，下诏嗟叹，赐钱二十万。”外戚樊鯈去世前，光武帝派小黄门张音问其遗言，樊鯈指出两件弊政，请求君主罢之：“河南县亡失官钱，典负者坐死及罪徙者甚众，遂委责于人，以偿其耗，乡部吏司因此为奸。”“又野王岁献甘醪、膏饧，每辄扰人，吏以为利。”桓帝时，黄琼对五宦官专权不满，他临终前上疏桓帝谏言废黜五侯。“寻而五侯擅权，倾动内外，（黄琼）自度力不能匡，乃称疾不起……疾笃，上疏谏。” 上述死谏均是大臣在病重或将死之时向君主进谏言，只是一般的死谏。最悲壮的死谏为尸谏，即大臣对君主的某些做法不满或者对国家前途忧心忡忡，上疏直言当下之失，然后愤然自杀，以表自己所言不妄及赤诚之心。两汉时此类死谏只出现过一次，即灵帝时，为修建宫殿下令增收田亩税，各州郡也要交纳修宫钱，巨鹿太守司马直对此不满，“时，巨鹿太守河内司马直新除，以有清名，减责三百万。直被诏，怅然曰：‘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他上书极言灵帝之失，然后吞药自杀，以明其志。“辞疾，不听，行至孟津，上书极陈当世之失，古今祸败之戒，即吞药自杀。”书奏，灵帝为之震惊，“暂绝修宫钱”。怀忠死谏所言之事君主一般都会听纳，但如果君主昏庸，忠谏者所言涉及君主亲信的群小，或者君主所痴迷的恶政，虽以死进谏，君主依然会拒谏。

第一节 谏议的种类 对谏的论述从古至今皆有，不同人对谏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对谏的分类亦有不同。传世文献中，有关谏的分类的记载主要见于《说苑·正谏篇》《白虎通·谏诤篇》《春秋公羊传注疏·庄公二十四年》《孔子家语·辩政篇》《册府元龟·谏诤篇》。《说苑·正谏篇》载：“谏有五：一曰正谏，二曰降谏，三曰忠谏，四曰戆谏，五曰讽谏。”《白虎通·谏诤篇》言：“人怀五常，故知谏有五：其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窥谏，四曰指谏，五曰陷谏。”《春秋公羊传注疏·庄公二十四年》何休云：“谏有五：一曰讽谏。孔子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季氏自堕之是也。二曰顺谏，曹羁是也。三曰直谏，子家驹是也。四曰争谏，子反请归是也。五曰戆谏，百里子、蹇叔子是也。”《孔子家语·辩政篇》说道：“孔子曰：‘忠臣之谏君，有五义焉：一曰谲谏，二曰戆谏，三曰降谏，四曰直谏，五曰讽谏，唯度主而行之。吾从其讽谏乎。’”《册府元龟·谏诤篇》曰：“若夫事君有勿欺之义，廷诤有伏死之节，危言以期寤主，逆耳而思益国，是之谓直谏；酌王度而纠谬，攻时病而尽规，本献可替否之猷，遵救恶弼违之训，是之谓规谏；陈古义以喻今，寓文辞而导意，托事类以进说，因访问而申对，是之谓讽谏；排奸罔避乎恶讦，救危靡俟乎旋踵，蓄愤悱而有犯，本质亮而不回，是之谓强谏；含忠有素，赍志将没，忘躯而图国，忍死以绪言，是之谓遗谏。” 根据以上内容可知，传世文献对谏议的分类具体如下： 《说苑》将谏议分为正谏、降谏、忠谏、戆谏、讽谏。 《白虎通》将谏议分为讽谏、顺谏、窥谏、指谏、陷谏。 《公羊传注疏》将谏议分为讽谏、顺谏、直谏、争谏、戆谏。 《孔子家语》将谏议分为谲谏、戆谏、降谏、直谏、讽谏。 《册府元龟》将谏议分为直谏、规谏、讽谏、强谏、遗谏。 以上分类大同小异，都将谏议分为五类，本书参照上述分类，结合秦汉时期的相关史实，将谏议分为以下几种：谐隐讽谏、随事规谏、正色直谏、犯颜强谏、怀忠死谏。说明一点，本节主要讨论谏，对议涉及不多。 一、谐隐讽谏 谐隐讽谏是指进谏者针对君主过失，不直言，不激言，用隐晦或幽默的方式表达，君主依靠自己的理解方能领悟进谏者所言的背后真意。这种方式没有直陈君失，保存了君主的颜面，维护了君主的尊严，进谏者本人也能从容淡定地进言，降低了因惹怒君主给自己或家人带来祸端的危险。孔子曰：“忠臣之谏君……唯度主而行之，吾其从讽谏乎。”孔子最喜欢讽谏，认为其最得君臣之体。谐隐讽谏对进谏者的素质要求较高，不仅要求进谏者有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或卓越的文采，更要求他善于察言观色和把握进谏时机。 进谏者可以采取幽默的方式向君主进谏，让君主在笑谈中愉悦地接受谏言。优旃为秦倡侏儒，善于在君主面前笑谈，给君主以启迪。始皇时，“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优旃非常同情他们。于是，在陛楯者上殿为秦始皇上寿山呼万岁时，优旃面对始皇笑曰：“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拿自己个儿矮作为笑资，给始皇以启迪，最终“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想要扩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四至广阔。优旃没有阻止，反而笑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采取幽默的方式对君主进谏言，始皇“以故辍止”。 进谏者还可以采取写文章的形式向君主进谏。这种进谏方式亦不直说其事，而是通过文章的寓意暗“讽”君主，让其自己体会，进而达到进谏的目的。司马相如曾作《子虚赋》，武帝好之，召见了他。司马相如奏《游猎赋》，讽谏武帝崇节俭：“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义。故空借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宣帝好神仙，曾派谏大夫王褒持节赴益州求金马、碧鸡之神。王褒作《圣主得贤臣颂》讽谏宣帝，其云：“何必偃卬诎信若彭祖，呴嘘呼吸如侨、松。”扬雄奏《甘泉赋》讽谏成帝事鬼神以求后嗣之事，“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雄）还奏《甘泉赋》以风”。成帝时，外戚王凤兄弟权势很盛，刘向时任光禄大夫，他担忧外戚专权太久会危及刘氏社稷，“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

第一节 谏议的种类 对谏的论述从古至今皆有，不同人对谏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对谏的分类亦有不同。传世文献中，有关谏的分类的记载主要见于《说苑·正谏篇》《白虎通·谏诤篇》《春秋公羊传注疏·庄公二十四年》《孔子家语·辩政篇》《册府元龟·谏诤篇》。《说苑·正谏篇》载：“谏有五：一曰正谏，二曰降谏，三曰忠谏，四曰戆谏，五曰讽谏。”《白虎通·谏诤篇》言：“人怀五常，故知谏有五：其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窥谏，四曰指谏，五曰陷谏。”《春秋公羊传注疏·庄公二十四年》何休云：“谏有五：一曰讽谏。孔子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季氏自堕之是也。二曰顺谏，曹羁是也。三曰直谏，子家驹是也。四曰争谏，子反请归是也。五曰戆谏，百里子、蹇叔子是也。”《孔子家语·辩政篇》说道：“孔子曰：‘忠臣之谏君，有五义焉：一曰谲谏，二曰戆谏，三曰降谏，四曰直谏，五曰讽谏，唯度主而行之。吾从其讽谏乎。’”《册府元龟·谏诤篇》曰：“若夫事君有勿欺之义，廷诤有伏死之节，危言以期寤主，逆耳而思益国，是之谓直谏；酌王度而纠谬，攻时病而尽规，本献可替否之猷，遵救恶弼违之训，是之谓规谏；陈古义以喻今，寓文辞而导意，托事类以进说，因访问而申对，是之谓讽谏；排奸罔避乎恶讦，救危靡俟乎旋踵，蓄愤悱而有犯，本质亮而不回，是之谓强谏；含忠有素，赍志将没，忘躯而图国，忍死以绪言，是之谓遗谏。” 根据以上内容可知，传世文献对谏议的分类具体如下： 《说苑》将谏议分为正谏、降谏、忠谏、戆谏、讽谏。 《白虎通》将谏议分为讽谏、顺谏、窥谏、指谏、陷谏。 《公羊传注疏》将谏议分为讽谏、顺谏、直谏、争谏、戆谏。 《孔子家语》将谏议分为谲谏、戆谏、降谏、直谏、讽谏。 《册府元龟》将谏议分为直谏、规谏、讽谏、强谏、遗谏。 以上分类大同小异，都将谏议分为五类，本书参照上述分类，结合秦汉时期的相关史实，将谏议分为以下几种：谐隐讽谏、随事规谏、正色直谏、犯颜强谏、怀忠死谏。说明一点，本节主要讨论谏，对议涉及不多。 一、谐隐讽谏 谐隐讽谏是指进谏者针对君主过失，不直言，不激言，用隐晦或幽默的方式表达，君主依靠自己的理解方能领悟进谏者所言的背后真意。这种方式没有直陈君失，保存了君主的颜面，维护了君主的尊严，进谏者本人也能从容淡定地进言，降低了因惹怒君主给自己或家人带来祸端的危险。孔子曰：“忠臣之谏君……唯度主而行之，吾其从讽谏乎。”孔子最喜欢讽谏，认为其最得君臣之体。谐隐讽谏对进谏者的素质要求较高，不仅要求进谏者有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或卓越的文采，更要求他善于察言观色和把握进谏时机。 进谏者可以采取幽默的方式向君主进谏，让君主在笑谈中愉悦地接受谏言。优旃为秦倡侏儒，善于在君主面前笑谈，给君主以启迪。始皇时，“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优旃非常同情他们。于是，在陛楯者上殿为秦始皇上寿山呼万岁时，优旃面对始皇笑曰：“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拿自己个儿矮作为笑资，给始皇以启迪，最终“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想要扩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四至广阔。优旃没有阻止，反而笑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采取幽默的方式对君主进谏言，始皇“以故辍止”。 进谏者还可以采取写文章的形式向君主进谏。这种进谏方式亦不直说其事，而是通过文章的寓意暗“讽”君主，让其自己体会，进而达到进谏的目的。司马相如曾作《子虚赋》，武帝好之，召见了他。司马相如奏《游猎赋》，讽谏武帝崇节俭：“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义。故空借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宣帝好神仙，曾派谏大夫王褒持节赴益州求金马、碧鸡之神。王褒作《圣主得贤臣颂》讽谏宣帝，其云：“何必偃卬诎信若彭祖，呴嘘呼吸如侨、松。”扬雄奏《甘泉赋》讽谏成帝事鬼神以求后嗣之事，“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雄）还奏《甘泉赋》以风”。成帝时，外戚王凤兄弟权势很盛，刘向时任光禄大夫，他担忧外戚专权太久会危及刘氏社稷，“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以讽谏成帝，建议成帝重视宗室，夺外戚之权。杜笃反对光武帝定都洛阳，认为“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上《论都赋》以讽。和帝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为了纠正时弊，张衡模仿班固《两都赋》作《二京赋》，以讽谏君主崇节俭。傅毅对明帝“求贤不笃，士多隐处”不满，作《七激》以为讽。安帝时，“常侍江京、李闰等皆为列侯，共秉权任。帝又爱信阿母王圣，封为野王君”，陈忠内怀愤懑，不敢陈谏，作《搢绅先生论》以讽。司马相如以隐喻的方式进谏，不仅未惹怒汉武帝，反而使龙心大悦，而以其他方式所进谏言则大多未被采纳。当然，进谏能否取得预期效果，不仅与进谏者的水平和进谏内容有关，也与君主的个人好恶相关，更重要的是，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 二、随事规谏 随事规谏指进谏者不采取隐晦或幽默的表达方式，而是以比较温和的态度，就事论事，比较委婉地指出君主的过失。在汉帝国日常行政及君主生活中，有大量的此种进谏。随事规谏与谐隐讽谏不同，随事规谏为就事论事，规谏后，君主过失即显现，无须君主感悟或思考；而谐隐讽谏不是就事论事，而是采取隐晦或幽默的方式，君主过失全靠君主个人感悟或思考才能发现。随事规谏得君臣之体不如谐隐讽谏，但对进谏者的要求也不如谐隐讽谏高，而且随事规谏的进谏者范围比较广泛，所言君主过失亦更全面，可涉及国事和君主私事各个方面。 宣帝好秘方以求长寿，刘向献“淮南枕中洪宝、苑秘之方”，经过检验后为虚妄之方，受到宣帝处罚。京兆尹张敞上疏谏曰：“愿明主时忘车马之好，斥远方士之虚语，游心帝王之术，太平庶几可兴也。”后尚方待诏皆罢。成帝时王氏外戚专权，哀帝即位后对此不满，渐夺王氏外戚之权，谏大夫杨宣上书为王氏鸣冤：“孝成皇帝深惟宗庙之重，称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圣策深远，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岂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东宫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数更忧伤，敕令亲属引领以避丁、傅。行道之人为之陨涕，况于陛下，时登高远望，独不惭于延陵乎！”哀帝深感其言，复封王氏子弟。建武六年日食，曲阳令冯衍上书陈八事：“其一曰显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旧功，四曰招俊杰，五曰明好恶，六曰简法令，七曰差秩禄，八曰抚边境。书奏，上将召见之。” 光武帝宠幸阴贵妃，郭后多次在光武帝面前表露不满，触怒光武帝将其废黜。郅恽谏言光武帝善处被废的郭后：“臣闻夫妇之好，父不能得之于子，况臣能得之于君乎？是臣所不敢言。虽然，愿陛下念其可否之计，无令天下有议社稷而已。”窦太后临朝时窦氏兄弟辅政，乐恢为议郎，此时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乐恢认为不应出征，上书谏曰：“《春秋》之义，王者不理夷狄。得其地不可垦发，得其人无益于政，故明王之于夷狄，羁縻而已。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以汉之盛，不务修舜、禹、周公之术，而无故兴干戈，动兵革，以求无用之物，臣诚惑之。”桓鸾于桓帝时任议郎，桓帝宠幸宦官，任用群小，大兴宫苑，横征暴敛，桓鸾上书陈五事：“举贤才，审授用，黜佞幸，省苑囿，息役赋。书奏御，忤内竖，故不省。”随事规谏虽陈君失，但因方式比较婉转，亦存君臣之体，故无惹怒君主的风险。君主能否纳谏取决于君主素质及所言之事是否可行等。 三、正色直谏 正色直谏指进谏者在君主面前直陈其失，毫无为君主隐讳的意味。虽所用语言较为直接，但方式并不粗暴，亦无蛮横举止，力度与强度介于随事规谏与犯颜强谏之间。正色直谏与随事规谏不同，正色直谏直陈君失，态度凛然，不为君主隐讳；而随事规谏只是就事论事，态度温和，虽陈君失，尚在一定程度上为君主讳。二者在君主面前均无粗暴蛮横举止则同。正色直谏与犯颜强谏也不同，犯颜强谏者在君主面前多有粗暴、蛮横举止，语言上常与君主冲撞；而正色直谏主要是在语言上直陈君失，行动上尚还文雅。鉴于正色直谏已经在言语上冒犯君主，有损君臣之体，此类进谏相对较少。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一改西周的分封制，实行郡县制，秦朝宗室皆为布衣，无尺寸封地。淳于越在博士仆射周青臣等颂称始皇威德时进谏，直陈郡县制的弊端：“臣闻之，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支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无辅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等又面谀以重陛下过，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提出了异议，认为郡县制优于分封制，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昌邑王刘贺即位之后，超迁旧部群臣，且与霍光争权，霍光与张安世密谋废立。昌邑王欲出游时，夏侯胜拦在车驾前进谏，直接指出：“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但昌邑王没有听从夏侯胜的意见，而是“谓胜为妖言，缚以属吏”。成帝在位时，众舅连年辅政，致使哀帝即位时王氏权势很大。此时杜业上书直言王氏权重事：“王氏世权日久，朝无骨鲠之臣，宗室诸侯微弱，与系囚无异，自佐史以上至于大吏皆权臣之党。”建议哀帝削弱权臣，重用忠臣朱博。 光武帝一次外出打猎深夜方归，入关时，城门候郅恽拒不开门，致使光武帝只能从他门进入。第二天郅恽上书进谏光武帝，直言其奔赴远处日夜狩猎之失：“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万人惟忧。而陛下远猎山林，夜以继昼，其如社稷宗庙何？暴虎冯河，未至之戒，诚小臣所窃忧也。”安帝在群小唆使下，将没有过错的独子即皇太子废为济阴王，张晧直陈安帝此事之过：“昔贼臣江充，造构谗逆，至令戾园兴兵，终及祸难。后壶关三老一言，上乃觉悟，虽追前失，悔之何逮！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岁，未见保傅九德之义，宜简贤辅，就成圣质。”但安帝不听。 桓帝宠爱出身微贱的田贵人，欲立其为皇后。应奉时任司隶校尉，他认为田贵人为“贱民之女”，不应超登后位，便上书直陈其反对意见：“臣闻周纳狄女，襄王出居于郑；汉立飞燕，成帝胤嗣泯绝。母后之重，兴废所因，宜思《关雎》之所求，远五禁之所忌。”桓帝听从了他的意见。灵帝即位之初，陈蕃、窦武合谋诛杀宦官，事既不成，反被宦官所害，陈、窦及其宗亲、宾客、姻属均被诛杀。此后，宦官专权达到高峰，内官张让等十二人，“皆为中常侍，封侯贵宠，父子兄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黄巾既作，盗贼麋沸”。郎中张均心忧天下，直接向灵帝指出张角作乱的原因是宦官专权：“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悬头南郊，以谢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 四、犯颜强谏 犯颜强谏指进谏者不顾君主情面，也不注重表达方式，直接陈说君主的过失，语言上甚至责骂君主，行动上甚至多有粗暴举止。犯颜强谏是最不顾及君主尊严和颜面的进谏方式，进言者最易因言取祸。在汉代，进谏者采取此类进谏方式，其内心并非如宋代某些谏官那样讦君是为了取名，而是真心希望能够纠正君主的缺失，忠君爱君之情不能自控，才以粗暴的方式进谏。此种进谏方式最容易和君主产生正面冲突，招致不测，进谏者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魄力。 周昌性格刚烈直爽，敢在君主面前直陈其失。“昌尝燕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追上周昌并骑在他脖子上问：“我何如主也？”周昌直接回答：“陛下即桀纣之主也。”语有责骂意，但是高帝只是笑了笑，没往心里去。高帝欲废太子刘盈，改立戚夫人之子如意，周昌当庭激烈争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汉高祖有次生病，不想见人，便下诏命令群臣不能进入宫廷，群臣均不敢入。十多天后，樊哙采取暴力形式闯入宫廷，并且在高祖面前流泪，直接指出君主深居不出的过错：“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高帝听了他的话，“笑而起”。 汉元帝“酎祭宗庙，出便门，欲御楼船”，为了元帝的安全考虑，御史大夫薛广德请求元帝从桥上过去，元帝没有同意，薛广德直接说：“陛下不听臣，臣自刎，以血污车轮，陛下不得入庙矣！”元帝非常不悦，光禄大夫张猛解释后，元帝才听从薛广德的意见，但也指出薛广德“晓人不当如是”。光武帝曾欲出游，当时天下并未完全统一安定，正需要光武君臣宵衣旰食，所以申屠刚以“陇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为由谏阻，但光武帝不听，申屠刚采取暴力手段，“以头轫乘舆轮”，光武帝这才停止出游。建武八年，光武帝欲亲征隗嚣，郭宪谏曰“天下初定，车驾未可以动”，并且“当车拔佩刀以断车靷”，但光武帝依然没有听从郭宪的谏言。“其后颍川兵起，乃回驾而还。帝叹曰：‘恨不用子横（郭宪字）之言。’” 五、怀忠死谏 怀忠死谏指进言者心忧国事与君主，至死方休，临死前仍然向君主进谏得失或献策。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以这种方式所进的谏言，往往会让君主感动，从而更易被君主听取。特别要提到的一种死谏，叫作尸谏，进谏者对君主缺失或时事不满，杀身以谏，以区区腐体警醒君主。这种死谏，最为悲怆。 汉代，重要大臣病笃或临终之时，君主通常会亲自或派人前去探望。享有这种待遇的都是国之重臣，位高权重，他们的临终谏言多半事关军国大事或者重要的人事安排。为了表示对重臣和国家事务的重视，君主往往会采纳他们的这些谏言。 萧 何 病 重， 惠 帝 亲 自 前 去 探 望， 并 问 他：“ 君 即 百 岁后，谁可代君？”萧何对曰：“知臣莫如主。”惠帝问：“曹参何如？”萧何顿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丙吉对宣帝有私恩，宣帝能从巫蛊之祸中死里逃生并从布衣宗室成为天子，丙吉功不可没。但丙吉为人谦逊，对此绝口不言，宣帝因此更加尊信丙吉，任命其为丞相。丙吉临终时，宣帝亲自前往探视并请求其举荐人才。“吉病笃。上自临问吉，曰：‘君即有不讳，谁可以自代者？’”丙吉举荐了西河太守杜延年、廷尉于定国、太仆陈万年，宣帝对此三人皆委以重任。“‘西河太守杜延年明于法度，晓国家故事，前为九卿十余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国执宪详平，天下自以不冤。太仆陈万年事后母孝，惇厚备于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许焉。”上述几例都是位高权重的丞相即将去世，君主轻临探望而求遗言，逝者之言，君主均予以采纳。 但是，并非所有大臣临终前都有机会受到皇帝探视并亲口向皇帝交代遗言。大臣的临终之言，如是书面形式，一般由亲近之人递交君主；如是口头形式，则由亲近的人转述给君主。君主听闻某大臣病重或将逝，有时亦会主动派使臣前去探望，收集遗言或遗书。 钟离意临死前，遗书谏言君主在太平盛世时，对于教化不能操之过急，而要循序渐进。“意视事五年，以爱利为化，人多殷富。以久病卒官。遗言上书陈升平之世，难以急化，宜少宽假。帝感伤其意，下诏嗟叹，赐钱二十万。”外戚樊鯈去世前，光武帝派小黄门张音问其遗言，樊鯈指出两件弊政，请求君主罢之：“河南县亡失官钱，典负者坐死及罪徙者甚众，遂委责于人，以偿其耗，乡部吏司因此为奸。”“又野王岁献甘醪、膏饧，每辄扰人，吏以为利。”桓帝时，黄琼对五宦官专权不满，他临终前上疏桓帝谏言废黜五侯。“寻而五侯擅权，倾动内外，（黄琼）自度力不能匡，乃称疾不起……疾笃，上疏谏。” 上述死谏均是大臣在病重或将死之时向君主进谏言，只是一般的死谏。最悲壮的死谏为尸谏，即大臣对君主的某些做法不满或者对国家前途忧心忡忡，上疏直言当下之失，然后愤然自杀，以表自己所言不妄及赤诚之心。两汉时此类死谏只出现过一次，即灵帝时，为修建宫殿下令增收田亩税，各州郡也要交纳修宫钱，巨鹿太守司马直对此不满，“时，巨鹿太守河内司马直新除，以有清名，减责三百万。直被诏，怅然曰：‘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他上书极言灵帝之失，然后吞药自杀，以明其志。“辞疾，不听，行至孟津，上书极陈当世之失，古今祸败之戒，即吞药自杀。”书奏，灵帝为之震惊，“暂绝修宫钱”。怀忠死谏所言之事君主一般都会听纳，但如果君主昏庸，忠谏者所言涉及君主亲信的群小，或者君主所痴迷的恶政，虽以死进谏，君主依然会拒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