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本淳集（全八册）

周本淳先生是著名古典文学学者，在古籍研究以及整理方面均有丰硕的成果。本书精编周本淳先生平生著作，包括第一卷、第二卷《蹇斋论文集萃》（分为5辑：刮垢磨光——校点古籍类、钩深致远——考辨立论类、指疵决疑——学术商榷类、咬文嚼字——词义辨析类、含英咀华——诗词赏析类），第三卷《离骚浅释》《诗词蒙语》《蹇斋诗录》《如何学好语文》等，第四卷、第五卷《诗话总龟》，第六卷《唐才子传校正》，第七卷《唐音癸签》，第八卷《唐人绝句类选》，附录有周夫人钱煦著《定轩诗词钞》、周先民编著《周本淳先生年谱》《周本淳著述总目》。 周本淳先生的治学成就 魏家骏 我国悠久的文明史，给我们留下了汗牛充栋的丰富文化典籍，而古今语言和文字的变迁，又给后世的读者造成了阅读和理论上的困难与障碍，于是，古籍整理、版本校勘、文字训诂和诠释，就成为我国文学研究中的几门重要的分支学科，并显示出了我国文学研究所独具的文化特征和魅力。而在此基础上对古代诗文意蕴的鞭辟入里的准确阐释、剖析与发明，更是从事文学研究与文学教学的一项既属提高、也是不可或缺的普及性的任务。同时，在我国，对古代文化遗产的学习、接受与研究，还是衡量一个学人文化修养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正是需要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上来认识、理论和评价周本淳先生的一生及其成就，给他一个准确的学术定位。 周先生抗战后期毕业于浙江大学中国文学系，学生时代就专攻古诗文，以后多年一直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和高等师范院校中国文学史的教学，并且在古籍整理校点和诗文的评论赏析两方面展开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编著、校点、出版了《唐音癸签》、《震川先生集》、《小仓山房诗文集》、《诗话总龟》、《唐才子传校正》、《唐人绝句类选》、《重校苕溪渔隐丛话》、《读常见书杂记》、《诗词蒙语》等著作，并主编了全国师范专科学校中文专业通用的《古代汉语》教材，此外还有散见于全国各地学术刊物达数十万字的古典文学论著，总计约400万字。周先生的这些卷帙浩繁的校点著述，大部分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完成的。这位治学有素、对国学有着深厚造诣的学者，在1957年那场知识分子的浩劫中罹受了不白之冤，此后有近20年的漫长岁月，竟只能被迫搁下他那支才华横溢的笔，在文化的沙漠中艰难地跋涉。而在1978年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周先生“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地工作，力图挽回20年的损失。一位花甲之年而又饱经风霜、遭际坎坷的老知识分子，在这么短短的的时间里，就取得了这样斐然的成绩，是令人为之赞叹的。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的文化事业出现了建国以后少有的繁荣局面。在文学研究领域里，理论研究的蓬勃发展、外国文艺思潮的介绍与引进，都呈现出一派喜人的情景。而在整个80年代，学术热点也在不断转移，新的学说五花八门，研究方法层出不穷。在这样一种学术环境下，潜心于古籍整理、文字校勘、训诂考辨，不仅需要耗费很多的时间与精力，而且更需要十分扎实的文史基础和相当深厚的文化素养，同时也还需要沉稳、严谨的治学态度。看起来，这是个十分“吃工”的学术活动。然而，就中国文化事业的继承与发展来说，却又是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工作。从小处说，是关系到民族文化遗产的吸收和继承的问题；从大处说，也是弘扬民族精神，提高民族自信心与全民族文化素质的大事。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专家，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坚持实事求是、扎实严谨的治学态度，对中国古代文学现象、文学作品做出尽可能准确无讹的科学解释与评价，这可以说是周本淳先生治学的主要特点。著名文史专家、国务院古籍整理领导小组顾问、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名誉所长、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缪钺先生，是周先生早年就读浙江大学时的业师，他认为周本淳先生“整理古籍功力精进”，并对他校点的古籍备加赞许：“近来各出版社印行的许多加标点的古籍，标点错误甚多（已有不少批评的文章），而你所校勘标点的数种古籍，均精覈无误，可谓鹤立鸡群”。这正是前辈学者对周本淳先生在古籍整理和古典文学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做出的恰当、公允的评价。而且，我们还应该看到，周先生在治学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博闻强记、言之有据的审慎态度，那种从容坚实的史学意识与敏锐细致的文学感受的结合，更体现出了中国学者所独具的文化风范。 小处落墨，探赜索隐，是周先生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浩瀚的文化典籍，言简意赅，意蕴丰富，妙语迭出，一字不易。长期以来，人们对古人用笔的精妙之处常有许多阐发，但由于论者所处的时代历史环境的不同和学识功力的差异，难免见仁见智，甚至有失当或讹误之处。周先生治诗文，不仅长于鉴赏，而且时有吟咏，对诗文的奥义体会尤深，他的解释与辨析便更能做到探幽抉微，出言微中，掘发出诗文内在的境界意蕴，使人不能不为之心折。他以“诗词蒙语”为总题的论文散见于各地学术刊物，后于2001年1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以《诗词蒙语》结集出版刊行，就可以看作是一部新见迭出的《蹇斋诗话》。他以对诗词艺术的细致体味与精心辨析，对诗词中的名物、数字、时空、掌故等等，无不悉心品析，以阐明其中幽深的韵味。只有像周先生这样具备古典诗词的深厚修养而有有丰富艺术经验的学者，才能在诗词鉴赏中做出如此精辟的分析。中国古代诗论一贯重性灵，重妙谛，重感悟，因此也就常常能在作品的细微之处体察创作者独运的匠心。以此，中国诗论一贯强调以形写神，以景达情，妙造自然，“言有尽而意无穷”。在艺术的鉴赏中没有丰富的艺术经验，缺乏敏锐的感受，自然也就不能获得准确、深入、丰富的体味。举几个小的例子来说吧。他在分析薛道衡的诗《人日思归》时，就“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二句分析诗中的时间因素，认为“诗的上句是虚拟，下句才是实指”，并提出“如果于两句中各增一字作注：‘人归恐落雁后，思发已在花前’，虚实分明，不烦多说，读者也就了然于胸了。”○1这样的品评，不仅切合了诗的时间特点，而且经过这两个字的添补，诗人的情感也更加鲜明。再如对葛鸦儿《怀良人》中“胡麻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不见归”两句的分析，周先生从民俗学的角度，联系民间的习俗传闻来解释：“前人有个奇怪的说法，认为种芝麻（胡麻）必定要夫妻相随，互相戏谑，甚至不堪入耳，芝麻才会长得蕃茂。有个谚语：‘上人（和尚）种芝麻，白费种。’懂得这个习俗，才能理解第三句（按：即“胡麻好种无人种”）的用心。否则，丈夫未归，自己一个人为什么就不能种芝麻呢！为什么不提别的庄稼单提胡麻呢？”○2经过这么一解释，自然就能使读者茅塞顿开。而对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中的“山深闻鹧鸪”一句，素来是各执一词，众说纷纭。周先生据《酉阳杂俎》中“鹧鸪鸣曰向南不北”来解释，则又独树一帜，别开蹊径，也与诗的整体意境贴切而另有一番余韵○3。 精于考订，持之有故，是周先生治学的又一重要特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丰富博大，为后世治学者提供了一座完备而庞杂的文化宝库，如果不能尽可能地广泛涉猎，则难免会在立论时产生以偏概全、武断定论的弊端。周先生以其对经史子集的熟谙，在治学中务求详细地占有材料，联系作家、作品的具体历史背景、时代条件及个人经历来评论作品，对可疑之处则参照不同的典籍、版本加以考释、辩证，力求做到考证精当，言之有据，所论也就公允准确，能够一语中的。鲁迅说过：“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4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也一贯主张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应当详细占有第一手材料，在广泛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找出事物的内部联系，才能提出正确的观点。周先生的学术研究，在研究方法、治学态度上也是作为后学的我们的学习榜样。 20世纪的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十多年间，是周先生精力最为旺盛、集中的时期。他在校注几部古籍的过程中，同时手批札记，陆续写成了后来由江苏教育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刊行的书稿《读常见书札记》，对一些古籍校勘中的错谬之处详加考订和辨析。记得以“读常见书札记”为副题的考辨论文，在1980年首次发表时，立即受到学术界和古籍出版界的注意，他们承认周先生所指出的古籍校勘版本中出现的问题，确实属于标点校勘中的“硬伤”，并充分肯定了他的学识功力。有时即使是一些看似细微末节、不成问题的问题，一经周先生加以辨析，也能令人耳目一新。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中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二句，传诵百代，堪称绝唱，从来也没有人怀疑这两句诗的版权问题。然而周先生从《升庵诗话》中“文集不载”四字发现了疑点，循迹追踪，找到陈子昂的好友卢藏用编《陈伯玉文集》时为之所写的序，又根据其所作《陈氏别传》中的“赋诗”与“歌”两处用词的差异细加考订，并参证以《诗话总龟前集》卷六所记颜延之的一段话，从而得出了这两句诗是当时的习熟语，并非陈之独创，陈子昂在蓟北楼上“泫然流涕而歌”，只是信手拈来，借以抒发情怀○5。这样的考订材料翔实，论述沉稳，立论公允，文章发表后很快就在学术界产生反响，《文摘报》和《新华文摘》都做了摘要介绍。上个世纪6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版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的校点本，周先生在治学中发现这个校点本讹谬之处甚多，便一一加以辨正，人民文学出版社很快就接受了周先生的建议，并约请他重新校订，于1992年出版。 周先生治学的又一重要特点是不囿成说，务必探求真谛。整理、校注、辑佚、集释、选注等工作，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是属于基本建设的硬项目，需要在确实可靠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慎重选择，择善而从，方能得出正确的解释与判断。而这项工作常常不是一两个人乃至几代人就能毕其功于一役的，需要长期艰苦的合作与努力。不能否定前人筚路蓝缕的首创之功，前人在文化积累的过程中所做出的那些巨大成就和重要贡献，应该得到我们的充分肯定。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他们或则缘于见闻所限，或则由于方法失当，或则因为疏略失误，常常也会产生一些错讹之处，即使是大师名家，这种情况也在所难免。周先生在教学与研究中常常就某些具体问题，多方搜集资料，订正前人解释中的疏漏之处，其言凿凿，其心拳拳，既避免了对古人的作品产生误解，也无非是在立足真理的同时，给后学者以准确无讹的知识，不致误人子弟。这不仅表现出周先生的严谨扎实的为学之道，也表现了他那耿直无私，不为尊者讳、贤者讳的人生态度。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是在学术界很有影响的一个注本，周先生对书中有关王庭珪的行实详加辨析考订，发现书中所注王庭珪的《泸溪集》应为《卢溪集》，并据善本，考订区分了王庭珪贬官的湖南泸溪与退隐乡居的江西安福卢溪之别，对王庭珪被贬的年代及其生卒年也都据可靠的史料一一加以辨正。虽然是短短三千来字的文章，却涉及到十余本著作，订正了选注本的三处误植，其认真细致的治学态度真是感人至深○6。对郭绍虞先生的《宋诗话考》中有关《诗话总龟》的考述，周先生也依据丰富翔实的史料，详加考察其流变过程，条分缕析，在细心考辨的基础上，作出了可信的论辨○7。另外，对郭绍虞先生在《宋诗话考》中所论断的《苕溪渔隐丛话前集》“成于高宗绍兴十八年”之说，周先生也提出了商榷意见，并提出了“成于孝宗初年”的新见解，还论定了“《前集》属序于前而成书于后，非若《后集》书成始为序”○8，在宋诗话研究中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此外，周先生还结合高等学校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对通用教材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的注释部分细加考辨，时有新见，避免了以讹传讹，在培养学生严谨扎实的学习态度方面也作出了典范。如对韩愈《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一诗中“夜投佛寺上高阁”一句，教材中注为“佛寺”即“衡岳庙”，周先生不是就文论文地加以辨别，而是联系韩愈排佛攘道的一贯态度，结合他的诗中大量诗句所流露的感情色彩，认为“衡岳庙”与“佛寺”完全不是一回事。虽然仅仅是七个字的一句诗，但周先生旁征博引，细加鉴别，丰富的材料，确实的论证，使文章具有很强的说服力○9。 如今，周本淳先生已经魂归道山，哲人其萎，学术永恒，他在中国文化的沃土上毕生辛勤耕耘所收获的丰硕成果，已经成为我们学习、接受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他那勤奋好学、敏于思考、严肃勤谨、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和诲人不倦、诚恳谦逊的教育精神，也为后学留下了为人和治学的风范。 (原载《淮阴师专学报》)

周本淳(1921-2002)，1945年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1978年到淮阴师专（现淮阴师范学院），先后任副教授、教授。历任淮阴师专副校长、江苏省语言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新编全唐五代文》编委、全国师专通用教材《古代汉语》主编。著有《诗词蒙语》、《读常见书札记》，整理出版古籍《唐才子传》、《诗话总龟》、《小仓山房诗文集》、《唐音癸签》、《震川先生集》等，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第一卷 蹇斋论文集粹(上) 第二卷 蹇斋论文集粹(下) 第三卷 离骚浅释 诗词蒙语 蹇斋诗录怎样学好语文 第四卷 诗话总龟(前集) 第五卷 诗话总龟(后集) 第六卷 唐才子传校正 第七卷 唐音癸签 第八卷 唐人绝句类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