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机会公平问题研究(基于制度正义的视域)

机会公平是社会公平的核心问题，也是农民工问题的核心问题。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制度的目标是不断让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都有自由全面发展的机会。农民工现象是我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现象。他们的机会获得受到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的制约。该成果从制度正义切入，探讨农民工的生存机会、发展机会的公平问题，指出从就业机会、社会保障机会和公共服务分享机会等方面为农民工制定公平制度规范，这对于有效推进社会和谐、加快我国实现现代化社会具有实践和现实意义。 本书首先从正义、制度正义与机会公平的概念界定和关系入手，从古希腊时期到近代西方哲学家们对待正义的深入分析，指出历史上对公平正义的探讨经历了从整体善到个体权利、从自然权利到社会权利等的演变。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正义观是建立在“现实的个人”或“社会中的个人”这一基础上。马克思正义思想的精髓就是劳动实践基础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从实践角度出发，融正义价值目标于人类实践过程之中，是一种既遵循客观规律又发挥人的积极主动性的自觉追求过程。 本书阐释了机会公平是社会正义的核心。机会公平不仅能带来社会财富的增加，也能使社会成员的潜能得到发挥，能力得到自由全面发展。机会实质上是指社会成员在获取资源（包括生产性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资源）时，人们获得的可能性空间和余地。机会包含着三个基本要素，即机会的归属者、机会所指向的目标和机会归属者与目标之间的关系，而机会公平就是指每个公民都能获得与其能力相适应的发展机会和相应资源。它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公平，还是一种对每个人的价值实现的关注，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的价值实现的关注。机会公平受制度的影响很大。 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也不意味着就能实现公平正义，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实现机会公平和社会公平提供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公有制应规范社会成员的机会公平，即规范资源向所有人平等开放、按劳分配、共享成果等。其目标是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做到“以人为本”。 本书从实证角度对农民工问题进行了描述，指出了农民工问题的形成根源于以户籍制度为主的一系列制度约束下的机会不公平。目前，我国农民工群体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很大程度就是与解放初期户籍制度为主的一系列制度规范有关。本课题通过对中国社科院2011、2013年调查数据分析，农民工的不公平现象仍然与以户籍制度为主的一系列制度存在明显关联。具体分析了农民工工资收入、劳动待遇与户籍制度的关联；农民工社会保障与户籍制度的关联；社会融合与户籍制度的关联。该成果对农民工机会不公平的制度制约从纵向和横向方面进行分析。从历史角度来分析，户籍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是解放初期，党和政府为了筹集工业发展资金而采取计划调控手段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从经济角度来看，农民工进城引起了包括流入地政府和当地市民、企业主和农民工等在内的众多主体在有限资源与需求满足之间的矛盾运动，他们都在相互制约中保持一定的张力。指出，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户籍制度仍然对农民工的行动和待遇起到限制作用，并没有随着计划体制的淡出而退出历史舞台，这就是制度的不正义。 本书还对西方国家在劳动力流动的制度规范方面进行了阐述。指出西方国家以市场规律为主导，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坚持“国民一致对待”原则值得我们借鉴。

虞新胜，男，哲学博士，副教授，东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研室主任，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研究。主持在研国家社科课题1项，主持在研和完成省级课题7项，参与 项目1项（排名第二）与省级课题4项。出版专著1部，获江西省第十六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1项，被评为“全省高校优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已在《西南大学学报》《天津社会科学》《学术论坛》《江西社会科学》《求实》等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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