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回忆录：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

李光耀先生从曾祖父母和自己的童年时代开始回忆，上私塾、小学、中学，出国留学，回国后当律师，终于踏上政治道路，自己组建人民行动党，提出符合人民实际意愿的行动纲领，经过曲折的过程取得政权。他作为天才的领导人，率领新加坡人民勇往直前，化危机为转机，从而创造了新加坡今日辉煌的成就。在里程碑一样的历史事件中（1954—1959 反殖民统治；1960—1961 人民行动党党内斗争与分裂；1963—1965 新、马合并与分裂；1965 独立建国；1965—1971 经济蓬勃发展；1980至今 领导权转移并继续发挥强势的影响力）作者不自觉地透露出成功领导者迥异于失败领导者的特质：智慧、支配力、自信、知识及活动力。该回忆录充分展示了李光耀先生的治国理念——精英主义、贤能制度、实用主义和亚洲价值，生动表现了他的一些治国之道，例如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维护种族和谐，对外开放，全民教育等等。当然李光耀在书中也用相当多的篇幅自述五十年来如何投注心力，制定和实施双语政策，把新加坡从一个语言复杂的前英国殖民地打造成一个多数人都通晓英文，同时懂得自己母语的团结国家，从而造就了新加坡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好形势。李光耀自豪地将双语政策称为“建国基石之一”。

李光耀，生于1923年9月16日，新加坡华人，祖籍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为新加坡前任总理，曾任国务资政以及内阁资政。为新加坡的独立及崛起做出卓越贡献，被誉为“新加坡国父”。 2011年5月14日，他宣布退出新加坡内阁。李光耀不仅是新加坡的开国元老之一，也是现今新加坡政坛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十二岁（1935年）时考入当地顶尖的莱佛士书院，后荣获大英帝国女王奖学金赴英国留学。1949年毕业，获得“双重di一荣誉学位”。1950年在伦敦获得执业律师资格。1950年回到新加坡，开始从事律师工作。1954年，李光耀率领同道成立人民行动党，参加次年举行的首届选举。1959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邦成立，由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政府总理。 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积极推动经济改革与发展，在其任内推动了开发裕廊工业园区、创立公积金制度、成立廉政公署、进行教育改革等多项政策，成功使新加坡在三十年内发展成为亚洲☆富裕繁荣的国家之一。今天的新加坡政府以高效率、廉洁而闻名，人民生活水平较其他亚洲国家高出许多。

第一章　历史洪流塑造我的语文观1923—1959年 　　我曾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读到一篇文章，说当一个人在疼痛和震惊时，大脑会分泌出“神经缩氨酸”(neuropeptides)，它使人把所获得的经验深深地印记在脑细胞里，长久不会消失。 　　在我成长的岁月里，家庭、学校、留洋，甚至日据时代学习语文和应用语文的痛苦经验和感受，都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这些记忆除了让我直到现在还孜孜不倦地学习华语，也影响了我治国的语文政策和对学习语文的看法和态度。 　　从英国学成归来，在当律师、成立政党、参加竞选的日子里，我与工会活跃分子、华校生有紧密的来往，让我体会到了因为语文问题而潜藏在新加坡殖民地社会的困扰。那是一股酝酿中的汹涌暗流，一经挑动，就会激起狂潮，一发不可收拾。前车之鉴，给我深刻的启示，我在建国后，因此以极端谨慎踏实的态度去处理语文问题。 　　在这一章里，我从生长在一个讲英语的家庭谈起。 　　从小我立志当律师，而努力把英文学好。后来从政，认识到语言与政治息息相关，我明白要赢得选票，必须把华语和方言学好，说得一口女皇式英语其实帮助不大。 　　1954年5月，我参与了华校生为营救“五一三”学警冲突中七名被判监学生的法律行动，亲眼目睹近千名学生在华侨中学集中22天抗议的经过；华校生参与1955年5月福利巴士暴动后，华侨中学、中正中学总校和分校被令停课，2000名华校生再度在三校集中，这些轰轰烈烈事件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当时的政府为解决华校问题而设立“立法议院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我是九人委员之一。 　　参与这个委员会的经验，使我第一次接触和认识华文教育的问题，我对那个时代的华文教育的形势，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大时代的历史洪流塑造了我的语言观，也引发了我对双语教育政策的思考。 来自讲英语和峇峇马来语的家庭 　　我的曾祖父李沐文是客家人，1846年生于中国广东省大埔县唐溪村。长大后，他乘船过番到南洋来。我的祖父李云龙1871年生于新加坡，父亲李进坤1903年生于中爪哇三宝垄。我是曾祖父南来的第四代，1923年9月16日生于新加坡。 　　祖父当年在一艘轮船上当事务长，经常航海到爪哇与附近岛屿，因此邂逅并迎娶了住在爪哇三宝垄的祖母。祖父和他姐姐（也就是我姑婆）一样，会说客家话。在船上当事务长的日子，因为船长是英国人，祖父因此深信英语是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语言，他跟我用英语交谈。祖母主要说爪哇话和马来语，也能说几句蹩脚英语。 　　我的父亲李进坤和母亲蔡认娘，都出身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在英校接受教育，这在当时是很少有的。他们彼此以英语交谈，而家里的几个用人来自印尼，说的是爪哇话。所以，我自小跟父母亲说英语，向帮佣学马来语和爪哇话，英语是我最先接触的语言。 　　六岁那年，我们全家住进了外祖父一栋住过了三代的大祖宅。外祖父是土生华人，只说英语和马来语，不会说华语。他拥有从前加东巴刹和菜市一带的橡胶园，以及现在乌节路泰国大使馆旁的一排店屋。外祖母来自婆罗洲，也是客家人，她说客家话和爪哇话、马来语。 　　童年时代深烙在我脑海中的语言，除了英语，就是马来语和爪哇话。 　　外祖母关心我的教育，因此，从小我就开始了跟双语困难纠缠搏斗的日子。1929年我还不满6岁，她坚持我跟其他渔民的孩子一样，到住家后面一所亚答屋私塾，跟一个独居在那里的华文老师学华文。这个老师也许没有受过太好的教育，他说的福建话比华语多，并且只教我们死背不明白意思的词语，还要我们学写毛笔字，让我很苦恼。我向母亲诉苦，她却仍要我接受华文教育，把我转送去在如切一带的俊源学校。 俊源学校是华校，老师全以华语教课，我是个来自全讲英语和峇峇马来语家庭的学生，对这样的华文教育很快就招架不住了。同学不会说英语，说的华语都带有浓浓的方言口音。几个星期后，我再恳求母亲替我转校。母亲违背了外祖母的意愿，把我转到德乐英校去。这所学校鼓励学生说英语，隔壁直落古楼马来学校很多马来学生也转到这里来。在那里，我学得如鱼得水，只用六年时间就完成了七年的小学教育，毕业考到全校第一名，中学进入当时只录取最优秀学生的莱佛士书院（Raffles Institution）。 学好英文　立志成为优秀律师 　　母亲是个有智慧而且个性坚强的女人。从小，她总是不厌其烦地提醒我别像父亲那样，出身富家子弟却无一技之长。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祖父的事业受到打击，家道中落后，只有中学学历的父亲因为没有专业资格，先在壳牌石油公司管理店面，后来负责管理新山、峇株巴辖、士都浪等地的仓库。 　　这件事给我的启示就是，为免过朝不保夕的生活，最好去学一门专业。所谓专业，有三种选择：医学、法律、工程。新加坡有医学院，却没有法学院和工学院。我不喜欢学医，如果学工程，将来也必须为他人工作。法律却可以自立门户，是一种自由的行业。后来父亲对自己年轻时不努力也感到后悔，他极力劝我搞专业。所以在1936年，我13岁升上莱佛士书 那年，已经立志要当一名律师。 　　中一开始，我一心要学好英文。我很清楚，要专修法律，非有很强的英文基础不行。法官都是英国人，如果我的英文不好，怎样跟他们竞争？当时莱佛士书院是全新加坡最好的英校，我虽然不算太用功，但数学和科学的成绩很好，我的英文根基好，经常不费气力就能进入前三名。我在中三（剑桥初级文凭班）与中四（高级文凭班）选修拉丁文，成绩并非特优，只属优等。 　　中三那年，我在成绩最好的A班。级任老师格里夫是英国人，牛津大学毕业。在他悉心的教导下，我的英文有很大进步。中三时我的剑桥初级文凭考试，成绩高居全校榜首。这次考试，由剑桥大学命题，也由剑桥大学改卷，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么重要的考试。这一年，我得了两个奖：莱佛士书院奖学金和陈若锦奖学金，共得350元，这在当年是个大数目。 　　于是，我更专心致志要在中四出类拔萃。1940年，我的剑桥高级文凭考试又排名全校第一，也是新加坡和马来亚第一名，我获颁安德森奖学金，可以进入莱佛士学院（Raffles College）就读。安德森奖学金是当时最受重视的奖学金，每三年颁发一次，每年可以获得大约900元，只颁给高考成绩最好的学生，1940年这期归我。我是英国殖民地教育制度培育的千分之一最优秀的受英文教育学生之一。 　　莱佛士学院不是大学，没有颁发学位。学生读完三年课程，只拿到分为第一等、第二等和第三等的文凭。教授采用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讲课、导师指导和每星期写论文的制度。它考试和成绩分级的要求，可能比很多英国大学还严格，情形跟培训新马两地医生的爱德华七世医学院一样。在英国殖民地，人们都了解当地大专学府的文凭和学位必须保持高水平，才能在英国获得承认。 　　当时二战已在欧洲全面爆发，烽火连天，伦敦天天遭受德国战机轰炸。1941年我在莱佛士学院念高二，12月8日凌晨4时，在宿舍睡梦中被炸弹的爆炸巨响惊醒。日本战机开始空袭新加坡，太平洋战争打响了。我加入莱佛士学院的医疗辅助服务队，协助救援空袭行动中的伤员。团队里的学生们使用的语言是英语，来自马来亚的马来学生则说英语和马来语。 我后来很庆幸自己是个受英文教育者，如果我不受英文教育，我不会了解大环境。受了英文教育，我出国去了解世界。我了解是谁在影响世界的局势，是西方国家，是欧洲，是美国，不是中国，不是印度。如果我只受华文教育，我想我的思维肯定比较狭隘，比较偏见和固执。我会看不清楚事情，更不能从宏观视角来看事物。

自序 新加坡语言转型的经验 序 部分：一波一波的挑战 章 历史洪流塑造我的语文观 第二章 双语政策终于起步 第三章 南洋大学兴与败的启示 第四章 时势造就了特选学校 第五章 华语运动32年细说从头 第六章 调整又调整 改革又改革 第七章 中国崛起带来的大气候 第八章 我的经验总结 第二部分 殊途同归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