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战略与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研究

随着人类社会步入数字时代，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正日益成为加速全球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引擎。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战略共识。在此背景下，加快数字经济创新成为各国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由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必然要求。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领域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主要大国纷纷布局数字经济创新。美国依托其强大的科学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在数字经济领域形成了综合竞争优势。而随着中国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数字经济持续保持强劲的扩张态势。凭借在数据规模、商业模式创新应用以及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相对优势，中国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格局中占据了重要的一极。中美两国争夺新一轮科学技术和产业竞争制高点的竞争也愈加激烈。2018年以来，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全政府”对华科技遏制战略对中国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美国对华战略的根本性转变以及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战略的潜在影响，已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从美国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演变的视角来看，保持全球领先的科学技术优势对美国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苏联解体后，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的国家安全观念和国家安全战略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经济安全上升为国家安全的核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演变遵循两个基本逻辑：“不变”的逻辑是始终维护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霸主地位，总体上表现为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即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确保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变化”的逻辑则是，美国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一定是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而调整的。确保美国经济规模的绝对优势以及确保美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的绝对领先地位，是美国维护其国家经济安全和全球领导地位的两个重要前提条件。科学技术领先优势是美国在引领经济全球化中，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而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的有力支撑，对维护美国国家经济安全至关重要。美国通过全球分工体系，使发展中国家对其产生“技术—市场”依附，美国的专利垄断也使其从技术扩散中不断获利。另外，新兴技术也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因此，美国历届政府极为重视其科学技术领先优势，对美国技术创新体系进行战略部署和详细规划，并对高技术产业进行干预和扶持，以确保美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随着中美两国在经济和科学技术领域的差距逐渐缩小，美国的全球科学技术领先优势有所削弱。美国认为其自身的经济安全受到了中国的挑战，这是其最终转向对华科技遏制战略的重要原因。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对华接触政策的大背景下，美国促进对华科学技术交流与美国国家战略目标和国家利益基本上保持了一致。中美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势差”，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对全球产业链的控制，构成了美国对华实行科技合作政策的基础。然而，随着中国科学技术实力的快速提升，中国高技术产业沿全球价值链攀升能力明显增强，且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已有优势，缩小了中美两国的“位势差”，使美国的科学技术优势面临挑战。尤其是中国在5G技术标准和人工智能研发等前沿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的相对技术优势。美国认为，中美两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竞争不单纯是技术领域的竞争和摩擦，而是事关未来全球经济主导权和国际秩序话语权。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发生根本性转变、中美经济关系“脱钩”趋势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美国对华实施科技遏制战略的原因和目标逐渐清晰。特朗普政府对华科技遏制战略，以“全政府”模式为特点。特朗普政府动用行政管制、司法诉讼和外交施压等多种手段，全方位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在行政管制层面，对中国实施高技术出口管制，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限制中国对美国的高技术领域投资和美国对华技术转移；加大对华知识产权相关调查、提高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关税、封锁中国部分应用程序；限制美国对华投资等等。在司法层面，美国开展了“中国行动计划”，集中对中国企业和个人以及在美研究人员进行审查和指控；还行使“长臂管辖”，在司法上对中国高科技企业施压。在外交层面，美国引导国际舆论对中国进行“污名化”，特别是组建国际同盟，共同抵制中国5G技术和设备；并打破对华科技外交的传统，阻碍两国正常的科学、教育以及文化往来，对中国实行科技“硬脱钩”。在中美科学技术领域的平行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华科技遏制战略的主基调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很难发生重大调整。由于特朗普政府以一国之力对华科技遏制政策的效果不佳，拜登政府将更多地依赖多边体系向中国施压，利用国际规则遏制中国的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在美国的“全政府”科技遏制政策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面临巨大的压力。特别是在传统经济领域，由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长期受制于对美国的“技术—市场”依赖和技术锁定效应，短期内突破美国遏制而实现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相对有限。而以数据驱动的数字经济，为中国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战略，对中国数字经济创新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中国数字经济的创新大体上包括四个方面，即基础理论与技术创新、技术标准与行业规范制定、核心元件与装备制造以及商业模式创新与应用。从总体上看，美国的遏制政策对中国数字经济的基础理论和技术创新有一定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延缓中国技术创新的速度，但总体风险可控；对制定技术标准与推广行业规范有一定程度的冲击，具体表现为阻碍中国技术标准国际化推广；对关键元件研发和装备制造具有较大的影响，美国切断核心元件的供应链将使中国高技术产业短期内陷入被动局面；而对数字经济商业模式的创新与应用的冲击较小，这也是中国进行数字经济创新的优势所在。这应该作为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战略的重点。中美两国在数字经济创新水平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中国数字经济的创新战略应在持续推进基础理论和技术创新的基础上，为商业模式的创新营造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为有利的制度环境。在数字经济时代，美国的技术民族主义已难以适应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要求；而中国在数据资源和数据市场的优势可能使美国对华形成“数据—创新”依赖关系。为此，中国在数字经济创新战略的顶层设计上应突出和巩固数据资源和市场优势，以此在中美数字经济竞争中争取主动权。中国应以形成开放的本土技术标准、打造完善的数据治理体系、建设一流的数字基础设施和塑造柔性的风险监管体制为主要目标，打造发挥中国优势的数字经济创新战略。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应形成“一体两翼三驱动”的战略框架，即“以数字经济创新为主体、以技术和制度两个维度的创新为方向，以实现技术突破“卡脖子”限制、改善数据治理体系、大力推动商业模式创新为驱动”，以激发创新主体活力，扩大国内需求，拓展国外市场，促进国内国外双循环，提高中国在全球数字经济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创新的发展。

王达，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博士后；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副院长、美国研究所（教育部备案国别区域研究中心）副所长、经济金融发展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美国经济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研究领域：货币政策、金融监管、金融科技、美国经济、经济安全等。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留学归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以及国家发改委专项研究课题。在《金融研究》《国际金融研究》《世界经济研究》《国际经济评论》《马克思主义研究》《现代国际关系》等主流学术期刊发表各类成果50余篇，出版《美国互联网金融与大数据监管研究》等专著。2008年，受诺贝尔奖委员会邀请代表中国参加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大会；2009年，获美国“百人会”英才奖；2011年，获德国“联邦总理奖”，以“洪堡学者”身份赴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作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期间受到德国总统高克以及总理默克尔的接见；2017年，陪同刘延东副总理出访南非；2019年，入选中美“富布赖特”访问学者项目，于2019年9月至2020年6月赴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院（SAIS）从事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