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与文化(女性词作美感特质之演进)(精)

早在1986年至1988年间，我曾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一版撰写过题为“迦陵随笔”的专栏，前后共写了十五篇文稿，这一系列文稿的主要内容，就是想借用西方文论为中国传统的词学做出一点理论的说明，并且于1988年5月，把这些短篇随笔所讨论的问题归纳起来，写了一篇将近两万字的题为《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观照中的反思》的长文。其后又于1991年9月写成了另一篇题为《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的将近四万五千字的更长的长文，对词之美感特质的形成，以及其后的发展和演化，做了一番详细的论述。这些论述，毫无疑问的乃是以男性作品为主所做出的论述。我们当然并不能完全以这些文稿中所做出的评量标准来衡量女性的作品，即以我所提出的《花间》词之双重性别之美感特质而言，其不能以之来衡量女性之词作，固已如前文所述。不过值得注意的则是，女性在词之写作中既是少数的弱势，故其美感特质与男性之作虽并不相同，但却无可避免地时时都受着男性词之风格演化的影响。因之我对男性词之论述，就时时也仍可作为我评说女性词时的一种参考和借鉴，这就是我何以在此特别提出了我以前所曾写过的一些论文的缘故。而这当然是我们在探讨女性词之美感特质时第一点应注意之处。其次再就历史之演进而言，则如本章在前面所言，所谓“士”之文化，可以说一直是站在中国文化史中之主导地位。而“士”之文化既是以男性为主体的，因而男性的词作在其精神理念之贯串下，其词之内容意境，就也一直有一种不变的延续。但女性之作则不然了。从两宋时代良家妇女之不敢轻易为词，到明清两代的妇女诗词之大量的出现，以迄于近代的秋瑾之革命烈士词之出现，这当然关系于时代政治与社会风习等多方面之改变，而政治与社会风习之改变，则同时既关系于男性对于妇女写作之观念的转变，也关系于妇女自己写作之观念的改变。这种转变的因素和过程，当然是我们在探讨女性词之美感特质时第二点应注意之处。其三则就性别言之，男子与女子除去生来就有的生理上的区别以外，在心理与智力等方面，是否原也有所差别？若以此一问题与前面我们所提出之两点应注意之处相比较，则所谓男性词之美感特质及“士”之一贯的文化传统与不同社会风习下男性与女性对写作之观念的演变，这其间所牵涉的还可以说基本是以中国之文化和文学为背景的界域内的问题，至于说到男子与女子在心理与智力等方面之分别的问题，则是一个更为根本的普世之问题了。因此在论及性别问题时，有时就也不得不参考一些西方的论著。而西方有关性别之论著，其所牵涉之范围极广。女性主义者认为所谓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原来并没有固定的身份，这种性别身份的区分，乃是由社会习俗所逐渐塑造而成的。至于心理学家则认为大多数人的内心原是兼有男性与女性之双重性质的。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Carl G. Jung）曾经提出过两个词“Anima”和“Animus”，前者指的是男性中之女性，后者指的则是女性中之男性。而除去生理的、社会的、心理的各方面的论述以外，还有哲学方面的论述，近世研讨性别与知识的一些女性主义哲学家，便曾引述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在其《真理与方法》（Truth and Method）一书中的理论，以为人类的一切知识和理解都不能脱离语言与传统，所以所谓“真理”的形成，总是受着特定的文化场境的影响。而如此说来，则“真理”便并非如启蒙思想或理性主义所指说的先验与绝对，也并非建立在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的架构之上。而在这种认知下，女性遂得以脱除了过去理性主义二元论所加在女性身上的一切约束和限制。这当然也包括了过去以男性为中心的语言传统的限制。于是西方女性主义者遂又提出了所谓“阴性书写”与“女性语言”的种种论述。而这种种有关性别的论述，当然是我们在探讨女性词之美感特质时，第三点应注意之处。 经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已可清楚见到，要想为女性词作之美感特质及其演进做出一种理论的说明，确如本章开端所言，乃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何况五代两宋的女性作品之少，与明清两代的女性作品之多，又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因此当我们在下面要举出女性词作为例证，加以具体的研赏讨论时，如何在此极少与极多的不平衡间来加以选择去取，自然也就成了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在此种种不得已之情况下，本书只好将女性之词大概归纳为六大类别：其一是歌伎之词，其中既包括了敦煌曲中的无名氏之作，也包括了两宋的具名之作；其二是本无意于写作的寻常妇女，只不过偶因一些重大事件之遭遇，遂以此种当时习见易知之文学体式，写下了一己之不能已于言的一些情感和经历之作；其三是两宋良家妇女之有心用意于词之写作，且有专集传世足以成家的女性代表作；其四是在明清两代，特别是在清代的众多作者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些女性之作；其五是民国革命海运大开之时代前后的女性代表之作；其六是现当代的女性之作。大纲如此，具体选择，尚有待斟酌，故未一一列举其名氏。仅述本书写作之动机与大要如此。 女性自誓诗歌三题 ——叶嘉莹《性别与文化——女性词作美感特质之演进》书摘 按语：与男性之词的特质以《花间词》为起点不同，女性之词则应以敦煌曲子为起点。然而这个时期的良家妇女根本不敢从事词之写作，因此流传下来的都是歌伎之词。这首《菩萨蛮》是真正能对女子之情思做正面表述的代表之作。 菩萨蛮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据任二北《敦煌曲校录》之考证……《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一首，“可能写于天宝元年”，“为历史上最古之《菩萨蛮》”。……这一首词所叙写的对于爱情之真挚专诚的投注，其所表现者实在已不仅是写作这一首歌词之女子的个人之情思愿望，它所代表的是千古以来所有女性共同的情思和愿望。因为在传统社会中，作为一个女子，既然别无自我谋生独立之能力，而且在整个社会之无可抗拒的文化风习下，舍去婚姻之一途以外，女子实更无其他出路可供选择，因而其亟盼能得到一个可以终身仰望而相爱不渝之人，就成了所有女子一生一世之最大愿望。 既是所有女子的共同的感情和愿望，则古今诗歌中自必有类似之作品。任二北在其《敦煌曲初探》论及“修辞”一节时，就曾举此一词与明代小曲《挂枝儿》及汉乐府《上邪》做比较。 上邪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挂枝儿 要分离除非是天做了地，要分离除非是东做了西，要分离除非是官做了吏。你要分时分不得我，我要离时离不得你。就死在黄泉，也做不得分离鬼。 将这两篇作品与前所举引之敦煌曲《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一词相比较，则《上邪》一篇由呼天之口吻“上邪”二字为开始，当下就承接以“我欲与君相知”之真挚热切之愿望，而提出了“长命无绝衰”的坚贞的期许。其下之“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以一排音节迫促的短句，写出了天地变动之奇诡的异象，而以“天地合”之另一个迫促的短句，对以上之奇诡的异象做一总结，再继之以“乃敢与君绝”之反面的誓词，遂有力地传达了其永不诀绝的强烈的誓愿。这一首乐府诗，是我当年第一次读汉魏乐府古辞时，最感觉入目惊心、受到强烈之震撼的一篇作品。 至于敦煌曲中之《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一词，则是当年我读敦煌曲时，在诸多烦琐浅俗之曲子中，也突然感到眼前一亮，而不免为之动容的一篇极为出色的作品。从字面上看，这一篇俗曲的作者，应该是从来未曾读到过汉乐府之《上邪》一诗的，但其所设想的意象之诡奇，乃竟与《上邪》一诗大有相似之处。可见当一个人用情至深、用心至坚而要发为决然之誓愿时，其自可找到与自己内心坚决之情意相切合之语言的一点，古今盖原有可以相通之处也。只不过这两篇作品之时代不同、文体各异，因而其所表现的美感特质，当然也就有了鲜明的差别。如果以汉代武帝时所流行的乐府与唐代玄宗时所流行的俗曲相比较，其时代之先后相差盖已有六百年以上之久。若更以文化相比较，则乐府诗乃是先有辞，然后才合以音乐的；而敦煌曲则是先有流行之乐调，然后才依其曲调来填写歌辞的。所以从表面看来，其形式虽皆为句式长短不齐之体式，但乐府诗之体式在写作时原来乃是完全自由的；而敦煌曲之写作则是为一个已经固定的乐调来填写歌辞，其体式乃是完全不自由的。不过值得注意的则是，这一首《菩萨蛮》的作者，本来原就是一个歌伎，歌伎既熟于音乐之拍板节奏，所以便能够很灵活地掌握其乐律之高低缓急，而在适当的节奏中可以自由增加一些衬字。即如这一首《菩萨蛮》的牌调，其本来的句式乃是上片四句，其每句字数为“七七五五”，后片四句，其每句之字数为“五五五五”。如此看来，则此词上片之第三与第四两句，固原应为“水面秤锤浮，黄河彻底枯”，而后片之第四句则原应为“三更见日头”。此种格式，在《花间集》温、韦诸人之作品，盖皆谨守格律，无一逾越。而这一首《菩萨蛮》词，则正因其作者原为一市井间之本无高深文化之修养伎，所以乃不仅能依其乐律而自由地增加了衬字，而且更以俚俗之口语传达了一种极为鲜活有力的感情的生命，表达出了女性之一份坚毅深厚的真情的誓愿。与汉乐府《上邪》一篇之全以短促坚决、古朴质拙的口吻来表现其强烈之誓愿者，正可谓各擅胜场。 至于明代俗曲之《挂枝儿》一篇，则较之前二篇就未免有虚弱之感了。其所以然者，私意以为盖由于该曲一开端就接连写了三句“要分离”“除非”如何如何的话，便分明是一种透过思量计较的口吻。而且直贯全篇所写的都是透过思致的有心的叙述，与前两篇之全以强烈之情感喷涌而出的深挚之情相较，自不免就显得有些虚弱了。 不过，如果以前文所举引的西苏之“阴性书写”之论述所提出的论点来看，即西苏所谓“当我书写，那是写出我自己”，“没有排拒”，“也没有规约”，“那是对爱之无止境的寻求”的一些说法，则我们所举的这三篇作品，就可以说正是都表现了西苏所提出的这些特质。虽然西苏所提出的“阴性书写”之特质，并不专指生理性别之女性，但私意以为女性之更具有此种特质，则正是由于社会风习之约束，使女性在除了仰望终身之感情外更无他途可供选择之情势下，所形成的自然之结果。而此种强烈真挚殉身无悔之情，则无论其为男性或女性，都应该是极值得感动和尊敬的一种感情和品格。

叶嘉莹，1924年生于北京，1945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1948年赴台北，先后任教于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20世纪60年代赴美国，任密西根州立大学、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后定居加拿大，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90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此外，还被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多所大学聘为客座教授，荣获香港岭南大学荣誉博士。 自20世纪70年代末回中国大陆讲学，被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多所高校聘为客座教授或名誉教授，更在南开大学创立“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受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2008年被中华诗词学会授予“终身成就奖”，2012年受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 著作计有《迦陵文集》10册（河北教育出版社）、《叶嘉莹作品集》24册（桂冠图书公司），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迦陵讲演集”、“迦陵著作集”系列，中华书局“迦陵说诗”系列，等等。

第一章 前言 第二章 女性语言与女性书写 ——早期词作中的歌伎之词 第三章 良家妇女之不成家数的哀歌 第四章 宋代两位杰出的女词人 ——李清照与朱淑真 一 李清照 二 朱淑真 第五章 在晚明德才色并重之性别文化背景中的才媛之生活与作品 一 序论 二 以吴江叶氏为例的才媛之生活与写作 附录 从李清照到沈祖棻 ——谈女性词作之美感特质的演进 谈李清照与徐灿二家词对于国破家亡之变乱所反映的态度之不同 ——兼考徐灿《忆秦娥》（春时节）一词是否与其夫纳妾有关